马克思

科伦9月11日。请读一下下面刊载的本报柏林通讯，看我们过去是否完全准确地预见到了内阁危机的发展。原来的大臣们辞职了；内阁的计划是想靠解散妥协议会，求助于戒严令和大炮来维持下去，看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权奸的赞同。乌刻马克的容克地主渴望和人民发生冲突，渴望巴黎的六月事件在柏林的街头重演。但是，他们永远不会为汉泽曼内阁而奋斗，他们是要为普鲁士亲王内阁而奋斗。被召来执政的将是象拉多维茨、芬克这样一些可靠的人，他们和柏林议会格格不入，和柏林议会毫无关系。这些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贵族中的精华，为了摆样子而和一些值得尊敬的极右翼资产者联合起来，和受理乏味的国家贸易事务的贝凯拉特之流联合起来，这就是人们打算用来给我们造福的普鲁士亲王内阁。而且，他们散布种种谣言混淆社会视听，说也许会请瓦尔德克或洛贝尔图斯来组阁，他们同时却在进行战斗准备，伺机公开进攻。

我们迎接决战。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同时发生的危机，以及最近两个议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促使反革命进行决战。如果柏林有人胆敢践踏多数人支持的立宪原则，如果用两倍的大炮来对付219票的多数，如果不仅在柏林，而且在法兰克福有人竟敢嘲弄多数，组成两个议会都不能接受的内阁，从而挑起普鲁士和德国之间的内战，那末，民主主义者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

二

科伦9月12日。我们昨天发表的关于新的帝国内阁的消息，又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今天白天也许就能得到它最后成立的消息，这时，柏林的内阁危机还在继续。危机的解决大概只有两条道路：

要么是成立瓦尔德克内阁，承认德国国民议会的威望，承认人民的主权；

要么是成立拉多维茨-芬克内阁，解散柏林议会，消灭革命成果，建立虚伪的立宪政体或者甚至是联合议会。

直截了当地说：柏林所爆发的冲突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议会的面貌出现的议会和国王的冲突。

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勇气解散议会。

可是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吗？

当然，在立宪的国家里，国王有权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解散根据宪法召集的立法议会，并且呼吁人民重新选举。

柏林议会是立宪的立法议会吗？

不是，它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普鲁士国家的宪法”而召集的。它的成立并不是依据宪法，而是依据革命。它的职权决不是受自国王或者对国王负责的各部大臣，而是受自它的选民和它自己。议会是革命的合法体现者，它是独立自主的，康普豪森先生和联合议会以4月8日选举法的形式为它制定的职权，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其命运还要由议会来决定。

起初议会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妥协论。但它看出了各部大臣和权奸都在欺骗它。它终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行动，一度以制宪议会的资格出现而不以妥协议会的面貌出现。

作为普鲁士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它就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独立自主的议会是谁也不能解散的，它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即使作为仅仅为了妥协而召集的议会，即使按照康普豪森先生本人的理论，它也和国王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缔结国家条约，双方享有平等的主权，这就是4月8日的理论，康普豪森-汉泽曼的理论，即是国王本人认可的官方的理论。

既然议会和国王处于平权地位，国王就没有解散议会的任何权利。

不然，议会（如果它坚决彻底的话）也该有废黜国王的权利。

所以，解散议会就意味着政变。至于人们给政变的答复是什么，1830年7月29日和1848年2月24日的事件就已经表明。

有人说：国王还不是可以诉诸那些选民。然而今天的选民所要选的完全是另一种议会，这种议会对国王会更不客气，这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解散这届议会后只可能诉诸和4月8日的选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选民，并且除了在屠刀的威逼下进行选举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举。

因此，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议会取得胜利，组成了左派内阁，那末和议会并存的王权将被摧毁，国王就只能扮演一个领薪俸的人民仆人的角色。我们又会经历3月19日，假若瓦尔德克内阁不象过去的其他内阁一样出卖我们。

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末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资格的法律，也许还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再次招回联合议会的魂灵，——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

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取得胜利，将取决于人民的行动，尤其是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行动。民主派应当加以抉择。

我们正在经历7月25日。现在正在波茨坦策划的敕令敢不敢颁布呢？是不是要驱使人民在一天里就从7月26日跃进到2月24日[236]呢？

当然，并不是善意不足，而是要有勇气，勇气在哪儿呢？

三

科伦9月13日。柏林的危机更加深了一步，和国王的冲突，在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237]。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就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他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邀请贝凯拉特组阁，众所周知，贝凯拉特是法兰克福极右翼的人物，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特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特先生这样就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却，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的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这一切责任让奥尔斯瓦特先生都承担起来吧！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伦日报”也隐隐约约地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复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知道：在这种暂时的制度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的冲突、骚扰混乱、反动派的图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美的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那种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反革命的权奸、军阀和官僚都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方面。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而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势；它也太笨拙，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个尚未组织就绪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salut  public，社会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时候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所能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地采取各种社会安全措施（mesures  du  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业已承认普鲁士法律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犯，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这又是什么呢？

可是内阁在为了社会安全而对付反革命的时候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社会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推崇的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干预。它已这样作了，例如，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不过它还是非常缓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要知道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机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妥协议会变成国民公会！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掀起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到处会笼罩着恐怖：断头台、累进税、没收财产和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怎样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照旧这样做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20个万第的内战和来自俄国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的讽刺画[238]！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些原则的呢？

8月9日他们使议会相信各部大臣会执行议会的决议，于是议会就安心地散会了。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情况通知议会，也根本不准备提出辞职。

各部大臣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威逼下，他们才简单明了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

当议会针对这种声明命令各部大臣仍然要执行决议时，他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还在谈立宪原则呢！

总起来说：

在一个临时机构里的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社会安全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忠职守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是在它辞职的时候损害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种冲突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

四

科伦9月15日。内阁危机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并不是由于不受欢迎的贝凯拉特先生的到任和他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而是由于波茨坦和瑙恩的军事暴动。民主制和贵族制的冲突在自卫军中间爆发了。士兵们把议会7日的决议看成是他们摆脱军官的专横暴戾的武器，他们向议会致谢，向它祝贺。

这样就把反革命手中的屠刀夺下来了。他们现在不敢解散议会了。既然这样行不通，他们就只好让步，执行议会的决议，组织瓦尔德克内阁。

波茨坦的士兵暴动，可能使我们在目前暂不发动革命。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9月11、12、13和15日

载于1848年9月12、13、14和16日“新莱茵报”第100、101、102和10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