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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政绩观

  古代一些官员在为官过程中,尤其是在基层为官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情。他们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一些官员在任职期间,了解存在问题、解决疑难杂症、化解各种纠纷、注重民生问题,做一些打基础、作铺垫、利长远的事情,最终做出了政绩,赢得了百姓爱戴。

  注重“潜绩”

  严象祖在宋理宗绍定五年被授吉州判官。上任之后,面临盗寇猖獗的现实情况,有人提出“清野”之策。严象祖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并给出了理由:“寇未逼城,先使万家之民破屋庐毁生,理不可。”严象祖认为如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固然会消灭盗贼,会出一时政绩,但会产生危害百姓的后果。严象祖通过“严保伍、结士兵、联厢禁”这样强基础、壮实力的举措,最终平稳地消除了寇乱。

  42岁的黄莘田在雍正二年出任广东四会县知县。《麟峰黄氏家谱》记载四会县邑旧有堤,绵亘数十里,虽然有旧堤这个防洪的良好基础,但是也抵挡不住洪水的侵袭。黄莘田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畚筑厚且坚,对旧堤进行修缮和坚固,最终起到了良好作用。黄莘田的政绩被人称道为有古良吏风

  嘉庆二十二年8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当时岭南地区比较偏僻,文化属于不发达地区。在粤近十年间,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虽然推进过程比较艰难,但是非常重要,阮元下决心着力打造文化政绩。在粤期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阮元)一手开出。

  以民为本

  余廉征在顺治六年中进士,被授予平顺县知县、苏州知府,在任职期间,“简静宜民”“整躬率属”,他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对他亦好。其为官有“古君子风”。毛际可在顺治十五年中进士,被授予彰德府推官。在他的为官过程中,能够为民做实事、做好事。“修湑河五门堰,溉田五万余亩”,百姓非常受益,“至今赖之”。方象璜是顺治十六年的进士,被授予湖南理刑,任职期间,为民除盗患,政绩卓越。后在合肥任职期间,在包拯祠住宿,以“誓将黾勉清节是砥,倘不恤民,有如此水”为自勉之词。除火耗,革职弊,“代民偿槽米七八余石”,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徐士讷在康熙十五年中进士,被授河南嵩山县知县。上任之后,坚持以民为本。徐士讷开荒辟土,奖勤罚惰,革除无名杂派,建伊川书院,修邵康节祠,亲自讲学教化,经济由此发展起来,当地百姓视之为父母官。当时名臣汤斌赞誉他:“冰清玉洁,实心爱民,第一廉吏也。”因其爱民心显,政绩卓越,被提拔为山东济宁知府。徐士讷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仍然能够坚持以民为本,为民做实事。当时济宁面临饥荒,徐士讷率先捐俸,并倡导富民捐资,赈济贫困,“活十余万人”。黄河决口,“患及济宁南乡”,徐士讷亲自到一线了解灾情,“浚河治水”,“工程已达十之七”,因其积劳成疾,在任上病逝。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同知。当时孝义厅遭灾,户户断炊、饿莩遍地。看到此情此景的侯鸣珂给自己立下誓言:“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上任之后,一方面,侯鸣珂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他亲自赶着骡马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侯鸣珂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侯鸣珂更以俭朴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和家人定下的规矩是:“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侯鸣珂所在厅衙有一个叫余言吉的小吏,不甘忍受俭朴生活,向百姓勒索了十斤猪油,自己留下五斤,将剩下的五斤暗地里送给侯鸣珂夫人。侯鸣珂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刮民脂膏,如杀我父兄;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随后,将余言吉削职为民,责令其妻将五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打四十。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等到侯鸣珂离任之时,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敬送给他“仁德如春”巨匾。

  求真务实

  林则徐在各地为官过程中,其治水之功常被百姓称赞。他在江苏主政时间较长,其在江苏治水业绩亦颇为显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当时江苏涝灾严重,林则徐就如何疏浚除涝进行积极地调查研究,为科学制定治水政策、切实解决水患问题打下扎实基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林则徐发现疏浚河水直通海口这个方案花费太大且没有切实效用,故采取就近疏通到河的方案,既疏通河水,又可以利用此水灌溉农田。林则徐建议,在河口建闸坝,既防潮汐泥沙进入,又可使所积之水从所建之坝归海。闸坝建好之后,林则徐亲自察看和把关,如遇堤坝“有崩塌的危险”,便下令逐段“挑砌加固”。水利工程完成之后,在以后的水利应用中受到检验,成效显著。林则徐根据江苏不同地区、不同水情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应对之策。在高堰,他多设闸放水,减轻压力;在太湖,他侧重在下游进行疏通,防止侵占荡田;在海州,他注重疏导防涝:在徐州府,注重河道挑挖,因地制宜,成效明显。如果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林则徐是不敢提出相应治水对策的。正如他在致邹锡淳信中所说:“此事弟未习地形,亦不敢妄议。”从中可见他的求实精神。

  乾隆七年,郑板桥出任范县知县。上任之后,经常带一名衙役,扮作村民模样,到田间地头察看农情和民情。郑板桥在《自咏》中记述微服私访时的情景:“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当时许多民间实情都在郑板桥的探查走访中被获悉,他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对策。有一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到龙王庙求雨。看到此情此景的郑板桥积极地与群众进行交流,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以开导民众:“吃斋能行善,骡马上西天。禁欲能益寿,太监活千年。求神能下雨,沙漠变绿原。若不疏浚河,怎能灌良田。”他还把这首诗歌当成告示四处张贴,让老百姓知晓其中的道理,放弃祈雨这个行为,转而行动起来,走引水灌溉之路。经过努力,灾年变丰年,出现了“种得新蔬雨后肥”的局面。郑板桥求实的行为为范县带入一股清风,通过干实事、察实情、出实效,作出了他的政绩。正如清代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所说:“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作者:石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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